錢堯林
人物介紹:錢堯林,浙江武義人,1936年出生,1954年參加工作,中專文化,中共黨員,工程師。歷任臨安縣昌北區林業站站長,昌北區科協理事長,昌北區副區長、區委委員,臨安縣科委黨組成員、副主任,1996年6月退休。2000年-2003年受聘擔任科技110電話咨詢服務工作。他曾多次獲杭州市、臨安縣農業科技推廣先進個人,多次被評為市縣部門先進個人、優秀林學會會員;撰寫論文34篇,11篇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,其中與山核桃相關的11篇;主持并參與的科研項目10個(其中山核桃項目8個),獲省、市、縣科技進步獎22次。
回顧我40多年工作歷程,皆與山核桃相隨相伴,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到了她的身上。
昌化,與山核桃結緣
1954年金秋,我從浙江林校畢業到省林業廳等待分配工作,有關領導找我談話:“錢堯林,你到臨安昌化去吧,那里是一個偏僻的大山區,也是我省特產名果杭州小胡桃的主產區,你要為發展山核桃生產作貢獻。”我當時十分激動,表示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,結果就這樣成了第一位分配到昌化的林業干部,在昌化林場(龍崗鎮黃山坪)一干就是4年。
那段時間,我的主要工作是林木育苗,具體負責山核桃的育苗技術指導工作。山核桃人工育苗是一項新工作,在學校沒有學到過,難度比較大,只好自己實踐,不斷摸索鉆研。山核桃播種分秋播與春播。秋播鼠害嚴重,春播種子要貯藏,難發芽,且怕高溫,夏季需搭蔭棚,避免霉雨季節發生爛根病。一年生的苗木僅20—30厘米高,兩年出圃造林。經過與其他科技人員的共同努力,我們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題,技術上逐漸成熟,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苗木,由各級政府在造林季節分配到各鄉村農業生產合作社,發動群眾上山造林綠化,從此以后改變了山核桃發展靠飛禽走獸傳播、挖野生苗造林的歷史,加快了昌化地區山核桃林的發展??梢赃@么說,今天昌化之所以有如此多的“搖錢樹”,與當時的人工育苗是密切相關的。
昌北,情牽山核桃25年
昌北,被稱為臨安的“西藏”,位置偏僻、海拔高、交通不便,干部調動一提到去昌北都搖頭嘆息,十分害怕,特別是年輕人怕找不到稱心如意的對象,自告奮勇到昌北工作的屈指可數。1962年的一個夏天,我再次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,調到昌北區林業站工作。從此成了在昌北工作時間最長的外地科技人員、林業干部。
我了解到昌北的貧困主要是因為山上資源少。全區總面積44萬畝,山地面積36萬畝,其中荒山達16萬畝之多,不少鄉村出現“遠山荒、近山光”的狀況。山區缺木材、缺糧、缺錢,更缺林業科學技術,發展林業“松樹靠飛籽,杉樹靠萌芽,山核桃靠自生自滅”。為解決吃飯問題,開山種糧、毀林種糧,結果造成自然生態環境破壞,水土流失嚴重,水旱自然災害頻繁,河床抬高、良田被毀、房屋被沖,經常遭到大自然的懲罰。實踐證明,這是一條死路,唯一的出路是響應毛主席“綠化祖國”的偉大號召,執行縣委提出的“壓山抓田、退耕還林”的正確方針。我作為一個林業干部,改變昌北“一窮二白”的面貌也有一分責任。我認為,昌北山多田少(人均山有10畝,耕地半畝),且山地肥沃,氣候溫和,發展林業大有可為,特別是島石、新橋、呼日等鄉村大部分是石灰巖地區,適宜種植“搖錢樹”—山核桃,而且山上遍地都有山核桃野生幼苗。
我決心為改變昌北人民貧困面貌辦一些實事。于是,我通過深入基層蹲點做樣,組織林業隊伍,舉辦科技培訓等,推廣育苗、造林技術。根據昌北的實際情況,第一步,利用開墾山,挖山核桃野生畝造林還山;第二步,規劃荒山,發動群眾建設用材林、經濟林基地。為了綠化島石鎮聞名的大荒山——龍池山,我在大坦村蹲點三年,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,經過努力,建設了近千畝經濟林、用材林基地,綠化了荒山。七十年代初,在魚跳鄉的貧困村——外川村,抓點做樣,綠化連片的開墾山,建成了山核桃、杉木林基地1000余畝。1992年華光潭至外川村5公里公路開通時,該村干部說:這條公路開通是錢堯林作的貢獻(意思說從當年發展的杉木基地林中片伐木材出售獲得的25萬元解決了開馬路資金)。該村由于科學發展林業已脫貧致富,2001年人均收入超過5000元。
山核桃是我市特產名果(既是干果又是油料),具有栽培易、化工時少、經濟收入高的特點,當地農民認為山核桃是“上靠露水、下靠泥土”,大年一年收入兩年用,是深山里的“搖錢樹”。六十年代山核桃林集體所有,一哄而上地生產,處于“樹高林密、病蟲嚴重、大小年分明、產量不高”的野生狀態。影響山核桃產量的主要因素是氣候、病蟲害、缺肥。每年的4月初霉雨影響雌雄花授粉,蟲害主要是青蟲(天社蛾)吃葉,該蟲一年四代,遭一次危害1-2年不生,遭兩次危害,造成樹木死亡。這種蟲害還有一定的周期性,10年左右大發一次。另外蚜蟲危害也嚴重影響山核桃產量。
山核桃粗放式管理,歷來不施肥、幾乎不除草(只在收獲季節為方便撿山核桃才在林地劈一次草),由于林地坡陡,水土流失,缺肥,造成產量不穩、大小年分明。據統計,1979年大年全縣產量4590噸,而1977年小年僅590噸。為了提高山核桃產量,增加經濟收入,我發動群眾開展山核桃病蟲害防治,宣傳科學知識,采取藥物(上山放煙霧劑、噴氧化樂果等)與生物防治相結合(放赤眼蜂、白僵菌、黑光燈誘蛾等)的方法,以及發動群眾上山捕捉幼蟲、挖天社蛾腎等一系列措施及時控制蟲害蔓延,減少了損失。為了改變山核桃的半野生狀態,1979年,昌北區林業站成立了山核桃科研小組。在各級領導重視下,以山核桃為主的昌北四寶(山核桃、山茱萸、銀杏、無核方柿)速生豐產課題被列入縣科委科研項目。通過數年努力,取得一定成果,攻破嫁接難題。其中攻關過程十分艱辛,特別是山核桃嫁接,上百次試驗都遭失敗。1979年,第一棵無性繁殖(嫁接)山核桃獲得成功,嫁接后第五年(1984年)就掛滿果,比實生苗提早掛果10年。隨后,成活率也不斷提高,從3%提高到80%以上。山核桃本砧可以嫁接成活,同科(胡桃科)同屬(山核桃屬)的化香、楓楊砧也可以嫁接成活。我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陸續在島石鎮的唐家村、舒家村建立了三種苗(野生畝、本砧嫁接苗、化香砧嫁接苗)對照試驗區,試驗表明,嫁接苗比實生苗矮化,提早結果,從而為加速發展山核桃打下一個良好基礎。
經過25年的努力,昌北已建成連片的用材林、經濟林基地5萬余畝,其中山核桃基地2萬畝(不包括小面積造林),基本上綠化了荒山,改變了“遠山荒,近山光,窮山惡水”的貧困面貌。據1986年調查,山核桃面積從六十年代的4萬畝增加到6萬畝,產量大年從3萬擔增加到4萬擔,山核桃總收入達到了600余萬元,絕大部分鄉村解決了溫飽問題,擺脫了貧困。
科技局,與山核桃相伴到老
1986年,我從昌北區調到縣科委(即現在的科技局)工作。為了改變山核桃的半野生苗狀態,達到“速生、矮化、豐產、優質”的目的,“山核桃穩產、高產科研項目(即十項試驗:科學施肥、防治病蟲害、保花保果、老林更新、立體經營、無性繁殖、乙烯利催落、新造幼林科學管理、野生幼林改造、三種苗造林對比)”列入縣科委“七五”重點攻關項目,我成了項目主持人之一。在浙江林學院黎樟炬教授的具體指導下,由縣科委牽頭,組成了由有關部門科技人員,鄉、村干部,專業戶50余人的攻關協作組開展研究攻關;任務落實到島石、呼日、馬嘯、頰口、橫路等重點鄉鎮產區;時間計劃五年完成。經全體攻關小組人員通力合作,10項試驗中的7項陸續通過鑒定獲獎。由于試驗項目做到邊試驗邊推廣,綜合效益十分顯著,投入與產出比達到1:10。1992年,山核桃穩產高產項目列入杭州市重大農業推廣項目,由縣林業局主持,縣科委、浙江林學院為協作單位,我又成為項目主要主持人之一。1992年-1995年,歷時3年,在島石、呼日、新橋、馬嘯、頰口、橫路、湍口、龍崗等十個鄉鎮推廣科研成果,建設示范林基地10萬畝。通過科技培訓、印發山核桃高產穩產技術資料、上山實地指導等,圓滿完成了科學施肥、防治病蟲害、?;ū9瓤蒲谐晒耐茝V工作,使山核桃增產30-40%(一般情況下),達到了穩產高產、基本不分大小年的效果。全市的山核桃產值,1992年為5000萬元左右,到九十年代末突破了億元大關。上述推廣項目成果獲省科委星火二等獎、杭州市科技進步三等獎、臨安縣科技進步一等獎。
退休以后,2000年-2003年,市科技局返聘我到科技服務110電話咨詢服務辦公室工作。期間,又結識了一批山核桃產區的農民朋友,及時幫助他們解決了一些山核栽培疑難問題。針對山核桃快速發展,林地野生苗全部挖光,嚴重缺苗,產區又缺山核桃育苗技術的情況,我撰寫了山核桃育苗技術措施相關技術資料,印發給重點鄉鎮(山核桃百畝育苗基地鄉——橫路鄉等)和專業育苗戶(當時全國最大育苗戶——湍口鎮湍口村山核桃育苗大戶徐天洪等),并到實地進行指導,為我市山核桃育苗工作作出了應有的貢獻。
從走上工作崗位至今,40多年來,我宣傳山核桃,發展山核桃,推廣山核桃科研成果,從未離開山核桃事業。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,能夠為臨安山核桃事業做一點工作并得到群眾的肯定,我已感到十分滿足。